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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世卫组织发出出席台湾当局转发的邀请:无邀请

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 2021-03-07 13:35: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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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(原标题:北京卫戍区领导机构的调整:参谋本部政治部等部门出现)

                  托育是当下年轻夫妇焦虑的重要来源之一。

                  托不托、托给谁、怎么托,1000个家庭有1000种想法。而他们共同面对的,却是为数不多的选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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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托不托?适合需求就挺好

                  8090后是当下生育大军的“主力部队”,他们被“996”洪流裹挟,披星戴月奔忙,以“社畜”自嘲。然而,谁也不想输在起跑线,许多新手爸妈早已熟识“生命早期1000天”“早教”这些字眼。要不要送托育机构、如何选择一家靠谱的托育机构是他们育儿焦虑的最初来源。

                  “带学龄前孩子真的是上班族的一大困扰,太难了”“其实很多父母也想亲自带孩子,但总抵不过经济压力”“主要不放心这么小交给别人”……网络上观点多样,却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点:无奈。

                  目前,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人数超过4700万。这里面有多少是父母或祖辈带,又有多少是交给别人带呢?

                 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介绍,该中心调查发现,在0至3岁婴幼儿的家庭中,有托育服务需求的占30%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,我国0至3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5%左右。

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2020年10月在台州、金华和丽水3市,抽取36家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(设施)和365名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问卷调查。结果显示,86.3%的受访家长表示目前婴幼儿照护主体仍是家庭成员,其中,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护占44.7%,自己或爱人照护占41.6%,机构照护占19.2%。问及没有选择去托育机构的原因,表示“有父母等家人带,没必要”的比例最高,占41.9%;“费用高无力承担”“机构少很难找”“不放心机构质量”也是受访者考量的重要因素。

                  亲自带娃固然有好处,但在快节奏的都市往往条件不允许。老人帮忙带可以减轻压力,但可能难保科学育儿。托或不托没有定论,取决于每个家庭的现实条件和需求。

                  因为要孩子晚、工作不顺心,北京80后上班族小樱(化名)在37岁那年毅然辞去了稳定的工作。“我想亲自带娃,因为看不惯我妈带娃的一些做法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能辞职带娃的毕竟是少数。对于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双职工马乘波而言,他给孩子选择的托育园不仅解决了孩子托管、接送难题,还通过引导,让孩子从最初自顾自玩耍变得享受和小朋友一起玩。他和爱人也从托育园微信群和定期举办的免费线下讲座中,学到不少科学育儿的理念和方法。

                  哪个选择更好?都挺好。关键要让有托育需求的人有适合自己的选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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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托给谁?选择多元质量为先

                  如果娃没人带,你会选择哪种托育模式:商圈内的托育中心、社区办点、企业福利、幼儿园办托班,还是家庭“邻托”?一项1700多人参与的小型投票调查显示:选择幼儿园办托班、社区办点的最多,各占31%;其次是企业福利,占19%;选择家庭“邻托”和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的,分别占10%和7%。

                  人们相对青睐传统托育机构及“正规组织”,而家庭“邻托”、商圈内的托育中心等形式还显得有些非主流。不过选择结果并不是特别显著,很难说哪种托育方式更受欢迎。

                  “老百姓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,但又有一些犹豫不决。”杭州市下城区副区长包晓东介绍,区内将近4500个家庭需要托育,占全区1/3;94%的家庭希望托育费用控制在每月4000元以下。“但如果真的让家长去选择2000多元的托育机构,很多家长又不放心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人们对托育机构的选择日益多元化,而信任危机、经济压力、理念不同等主观原因及服务质量等客观因素,决定了人们如何选择。

                  杭州市富阳区丰丰小朋友的妈妈章群莺说,当初家人反对送丰丰去托班,一开始送去,她每天都非常担心孩子不适应。坚持下来发现,这家民办托育园老师的专业指导不仅解决了让人头疼的戒尿布问题,还通过让其他小朋友主动邀请丰丰参与游戏的方式,缓解丰丰不敢主动社交的问题,让他的语言表达流畅了很多。

                  丰丰所在的托育园,属于公办民营的普惠型托育机构,每个月收费3500元。这说明,只要解决好托育机构质量安全、近便程度和费用等方面的问题,不管姓公姓私,托给谁都放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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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把“托育”从年轻人焦虑清单上划掉

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,国务院办公厅出台《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,这一年也因此被业内称为“托育元年”。关于这份文件,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佘宇认为,它的核心要义是“家庭尽主责,社区为依托,市场有所为,政府起作用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“如果以盈利为目的的上市公司都在这个领域掘金,那肯定会提高价格。”贺丹认为,民办托育机构正在艰难成长,“十四五”期间,国家应帮助其降低成本,达到普惠价格后还能可持续发展。

                  受疫情影响,2020年一些托育机构无法开张,颗粒无收。杭州市下城区专门出台扶持政策:“补砖头”,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,激发积极性、增强信心;“补人头”,鼓励发展普惠性的、老百姓负担得起的收费模式。

                  社区和单位也是发展普惠托育的重要依托。“杭州市正在构建社区统筹型、单位自建型、幼儿园办托型、社会兴办型、成长驿站型等模式多样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体系。”杭州市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中心主任陈建芬说。

                  托育机构备案数全国排名第三的安徽省,也在以类似思路推出社区公办民营试点等福利性托育举措。有的县区还将托育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,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。

                  在国家层面,规范托育行业发展的各种文件正在陆续出台,顶层设计日渐清晰。我们期待,5年后,“托育”这个事项将被年轻夫妇从焦虑清单上划掉。

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《半月谈内部版》2021年第3期  原标题:《用普惠缓解年轻人托育焦虑》

                  半月谈记者:田晓航 黄筱

                【编辑:于晓】
                  湖北省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李述永介绍,疫情暴发后,全国妇联第一时间发动全国各地妇联组织为湖北募捐,款物达到2个多亿,湖北妇联及时将款物送往一线。针对孕产妇特殊群体的实际困难,湖北妇联推动出台了孕产妇保护的文件,并开通心理咨询热线,为市民提供24小时心理健康服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 在三甲医院数指标排名中,前十位城市分别是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深圳、西安、杭州、太原和南昌,东部地区仍然居多,在人口规模方面超大城市占主体,行政等级方面直辖市与省会城市依然优势突出,且前十城市均是一、二线城市。

                  3月6日,从曼谷飞往上海的TG664航班上,飞机抵达上海机场后,客舱有肢体冲突事件发生。泰国航空官方称确有此事:航班抵达后等待了7小时左右进行检查,一名中国女乘客表现出不满态度,并向女乘务员咳嗽,工作人员遂立即将她压制在座位上,并告知其他乘客保持安静,耐心等待疫情消毒检查进程完成。据泰国媒体报道,之后该乘客镇定下来,并同意坐下继续等待检查。

                  3月8日晚,武汉天河机场官微@武汉机场楚天情发布声明,回应网上流传关于做好复工复航准备工作文件的消息,强调通知管理人员返岗属公司内部正常工作安排,不代表已正式确定具体复航日期。湖北疫情近日已出现好转,提早做好复航准备也属正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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